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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維鴻:中國扶貧是發展經濟學新實踐

發布時間:2021-01-04 08:29:00來源: 環球時報

  剛剛過去的2020年,我們向深度貧困堡壘發起總攻,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。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奮斗,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,令全世界刮目相看。同時,個別西方媒體的“酸葡萄”心理依然存在,《紐約時報》英文國際版近日發表文章,歪曲中國扶貧工作“價格高昂”“難以持續”,是“浪費納稅人的錢和政治作秀”。針對這種誤讀,我們該如何向他們客觀、理性地闡述中國的扶貧實踐?

  我們必須要看到,脫貧減貧不僅僅是中國的挑戰,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。西方現代經濟學界不僅高度重視該領域的研究,而且形成了專門的經濟學分支——發展經濟學。今天,中國大專院校的經濟學相關專業,發展經濟學都是必修課程,其中很多理論都已在我們的脫貧攻堅中得到應用。毫不夸張地說,發展經濟學是21世紀全球經濟學的“熱點”。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了“利用實驗性方法在全球脫貧”方面做出貢獻的三位學者。

  中國的脫貧減貧事業沒有脫離全球實踐,只是我們的很多干部和學者,沒有機會、也沒意愿“透徹”研究西方前沿的發展經濟學理論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是中國幅員遼闊、人口眾多、貧困問題十分復雜,西方學者的實驗性研究,在我們人口達上百萬、各種問題盤根錯節的貧困縣那里,都是“小兒科”。當然,我們也缺少經濟學功底扎實、能理解西方經濟學話語、有機會深入貧困地區一線、善于總結理論和廣泛溝通的經濟學家,把中國的扶貧研究推廣到全世界。

  西方經濟理論界及媒體與中國的脫貧實踐者缺乏溝通。實際上,在扶貧領域,溝通問題也一直是個重大技術挑戰,富裕地區拿出資金、資源對接貧困地區,很多時候都遇到“雞對鴨說”、理念不同、工作效率差異、資金利用等問題,原因就是區域間不同人群的溝通障礙。美國通過政治方式解決貧困問題之所以陷入黨派之爭的死循環,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同背景、不同社會地位、不同膚色、不同宗教的人群沒有形成良性溝通機制。因此,針對扶貧減貧挑戰,發展經濟學首要的課題,就是研究貧困地區的幫扶者與被幫扶者良性溝通的問題。

  在溝通機制的建立上,中國特色的扶貧工作是有巨大成績和經驗的。過去8年,中央政府為貧困地區派出了50多萬名“第一書記”,更有300多萬名“駐村干部”駐村幫扶,目標就是要提升各級政府部門對貧困地區、貧困問題的了解,提升貧困地區干部群眾對發展致富的認識,所謂“扶貧先扶智”。這是完全符合發展經濟學原理的,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。以筆者多次深入貧困地區一線的調研所見,中央各部委中很多深入貧困地區的掛職干部,通過兩三年的脫貧攻堅實踐工作,對當今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,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有益于他們未來在全國性公共政策制定中,考慮更周全、更實事求是。

  世界任何地方貧困問題的解決,都需要善用政府這只“有形的手”、配合市場這只“無形的手”,共同促進貧困地區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。筆者有幸參與并跟蹤了中國資本市場對貧困縣的幫扶工作,見證了過去8年來一批批證券、基金、期貨、上市公司走進貧困縣幫扶的歷程,親歷很多感人至深的扶貧故事。要知道,全球的貧困地區都缺乏現代金融服務,中小企業融資貴、融資難的問題,在貧困地區更加突出。中國金融扶貧的很多實踐都開創了人類金融市場扶貧的新模式,值得認真總結。

  去年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全球論壇上,筆者有機會把這些扶貧案例分享給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,令他們大感興趣,也有所思考,真實的中國扶貧故事,絕對不是一場“無腦”的社會運動,更不是簡簡單單靠錢就能解決社會“頑疾”的過程,而是克服了困擾中國經濟上千年的“區域發展不平衡”挑戰,是標準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課題,完全應該得到全球媒體和學者的尊重。

  展望未來,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實踐遠沒有結束,要保證已經“脫貧摘帽”的貧困地區不返貧,除了持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,還要更加注重市場這只“無形的手”,通過對縣域經濟層面的公共財政現代化建設,鼓勵社會各方面共同幫助欠發達地區培育龍頭企業和支柱產業,讓貧困地區飛出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“金鳳凰”,帶動本地的就業和稅收,促進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振興。(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)

(責編: 王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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